僧医是我国古代医疗队伍中的一支力量 （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教经过汉代的初传时期，进入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佛教“中国化”自此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此时以后华籍僧民出现且人数日益增加，各地佛教寺院修建，而且还出现了寺院经济。此时佛教在诸多方面对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为僧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僧医开始见诸于文献记载，成为我国古代医疗队伍中的一支力量，为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来华僧医
魏晋南北朝时来华的僧医大都习过五明，其中之一为医方明，因此这些僧人是懂得医学知识的，他们把这些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留下很多为人治病的例子。同时也带来了印度传统医学的专门书籍，丰富了我国医学的内容。
1、借医传教 治病救人
据《高僧传》卷二记载印度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弟子洗足，并令其最终能疾行。其卷三载：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善医，曾在婆国(今爪哇)两度为当地的国王医治脚伤，后于刘宋初年来华。同卷说，求那跋陀罗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博通“医方咒术”，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此记载来华僧医均精通医学，且临床经验丰富，医术高超。
卷四《于法开传》载，于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机，众治不验，举家遑忧……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其少肉为羹，进竟，以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范行准氏认为此为我国羊膜之最早记录。“升平五年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由此可见，于法开已经把印度医法和中国医法针灸、切脉结合起来了，使印度医学中国化并融入中国医学中。
卷九《佛图澄传》说，西域人佛图澄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后赵石虎的儿子石斌忽暴病身亡，“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 。另“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佛图澄的医术可谓精湛，同时他也达到了以医弘教的目的。《晋书·艺术·佛图澄传》说“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与出家。”另有记载晋代来华天竺僧人耆域治疗病危将死之人，耆域以应器置病者腹上，又以白布通复之，咒数千言，既有臭气通彻一屋，应器中有若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遂瘥。此病例疑为用外治法使病人泻下而治愈。
来华高僧远道来到中土，虽然他们是为了借医传教，而且他们的医疗技术也多含佛教的神秘色彩，但他们积极治病救人，为我国带来了印度及西域的医术及治疗方法，在广泛传播佛教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医学的内容。
2、译述佛经 传播医药
西晋月支僧人竺法护译的《胞胎经》，详细论述了胎儿的发育周期。西晋法炬共法立译的《法句喻经》、苻秦昙摩难提译的《增一阿含经》、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的《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的《十诵律》、东晋法显佛驮跋陀译的《摩诃僧袛律》、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译的《五分律》、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等等，这些书籍均涉及到医理、医术、养生、药物、制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使印度医药学知识传入中国，其书籍中记载的很多医学内容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另外也有一些从南亚传来有关医药、养生方面的书籍，可惜这些书籍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一些药方在别的书中保存了下来。
二、汉地僧医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地出家僧人增多，由于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很多僧人都懂得医道。他们周游四方广播佛教、为人疗疾，同时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医疗经验，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临床各科并影响了当时的一批中医医家。
(一)治验临床 专精医术
1、详论脚气 独创效方
脚气病发于岭南地区，对于脚气病防治学始于晋代僧人支法存。支法存对岭南常见的热带病疟疾及寄生虫感染均有所成就，尤善于脚气病的治疗。《千金要方》明确记载“防风汤……南方支法存所用多得力，温而不损人，为胜于续命、越婢、风引等汤，罗广州一门南州十人常用，亦治脚弱良方”。《太平御览》卷724“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皆患脚弱，唯法存能拯济之。”其用于治疗脚气的处方，使他成为中国治疗脚气病的先驱者。仰道人，也以疗脚气病而天下知名。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这是对岭南脚气病治疗史的记载，支法存、仰道人也是此病治疗最有经验者。
深师，又称僧深，释僧深。其医师事仰道人，同时继存了著名医僧道洪的本草之学。善疗脚弱气之疾。其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30余卷，号曰《深师方》。其书所载脚气病效方百余首，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所引录，为我国脚气病的治疗提供了宝贵的医疗经验。据载，湘东王在南州患脚气困笃，服深师紫苏子汤大得力。此后，紫苏子汤流传后世，称“苏子降气汤”，而成为降气的代表方剂，且其适应症已不限于脚气上冲。其后很多医家对脚气病做了更详细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此病的治疗。
2、精治眼疾 金针拔障
魏晋南北朝时已有不少医师精于眼病的治疗，尤其是金针拔障术。晋代僧人单道开，精医，尤善治眼疾。时秦公石韬请单道开治目疾，著药小痛，韬甚惮之，而终得效。后秦北印度三藏、译经师弗若多罗治目痛，以罗散禅涂眼。这是以药物滴眼治疗眼病的例子。
慧龙道人，南北朝梁僧人，以精治目疾闻名。《南史》载，梁文帝(424-453)第十子萧恢“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则慧龙精针拔内障术无所疑。这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之针拔术治白内障的实例。慧龙也治愈萧恢母费太妃的目疾。南北朝时汉译佛经中已经有了金针拨障术，上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当时金针拔障术已在我国施行的史实。金针拔障术经过我国历代医家的不断改进，特别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唐由之先生，以“金针拨内障并套出术”使七千多名患者重见光明。
3、虔祈神水 咒禁疗疫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将“人众疾疫难”列为国家七大灾难之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战争致使疾疫流行，由此出现了众多治疗疾疫的医家，其中也不乏僧医。《高僧传·释安慧则传》载永嘉(307-312)年间疫病流行，安慧则昼夜祈求天神降药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取看之，内有“神水”，病者饮服，莫不皆愈。东晋僧人竺法旷，东土疫病时，竺法旷“善神咒，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百姓疾者多祈之，至效”。《高僧传·诃罗竭者传》云：“晋武帝太康九年，暂至洛阳，时疫疾甚流，死者相继，竭为咒治，十差八九。”对于疾疫的治疗，在《高僧传》、《续高僧传》中记载多用咒禁。以咒禁作为治疗方法是佛家的一大特色。佛教饮咒水而治病，不仅仅用于疾疫的治疗上。东晋僧人、译经家竺昙无兰所译《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分别为采用咒法治疗口齿病、眼病和小儿病。可见咒禁治病确有疗效，但排除它的神秘主义色彩，它对安抚病人心理确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研习医术 针灸愈疾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理论和针灸临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间，很多僧医也应用针灸进行诊治疾病，他们的行医实践促进了中医针灸临床的发展。南北朝北魏医家李亮，曾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针灸术，略尽其术，遂精医术，针灸授药，治皆有效，驰名于徐、兖间。医家崔，少时遇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针灸甲乙经》等，遂善医术，曾以针灸治愈中山王英子略病。此两位是得益于沙门施针灸治病者。另据《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八·物异考四》记载，齐武帝永明中，有沙门从北方赍火至，火赤于常火而小，能疗疾，咸呼为圣火。病者取火以灸，至7炷疾愈。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丰传》载有北齐时僧人道丰曾经以针灸为人治病。
(二) 潜心诸科 慈悲拯急
魏晋南北朝时僧医除部分精于某科之外，大多为全科医生，对于临床各科疾病多有奇方特药，且疗效甚著。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学业高明，医术出众，而且他们循佛学慈悲为怀，多施方药以拯救贫病。
《肘后方》载有：浙西将军张韶为蚯蚓所咬，其症如大风，眉须皆落，每夕自感蚯蚓鸣于体。一僧教以盐汤浸身，数遍而愈。由其症状可测当属皮肤病之类，故能以盐汤外洗获效。
南北朝北魏僧人昙鸾，初以研习《大藏经》而感气疾，乃四方求医，至汾州病愈，自此开始研究本草及长生之术。后因梁武帝介绍给陶弘景，得授仙方10卷，悉心钻研，调心练气，对病识缘，机变无方，乃精医术。另外南北朝北齐时僧人道洪，隋代以前僧人智宣、智斌等也甚精于医术，且著有医学著作，可惜均已佚。
在对佛门医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不仅仅只有僧人，很多的居士通医术，以拯济为事。如南北朝居士胡洽，精医术，以拯救为事，以医术名于时。
(三)勤于著述 奉献医学
据《晋书·艺文志》，晋代僧人罗什著有《耆婆脉决注》(又作《注耆婆脉决》)12卷。晋代僧人支法存著《申苏方》5卷(已佚)，在葛洪、孙思邈等书中辑有支法存方10余首。东晋医僧于法开著《议论备豫方》1卷(已佚)。南北朝刘宋时慧义，著《寒食解杂论》7卷(已佚)。宋齐时沙门医家僧深编撰《释僧深药方》(下简称《深师方》)，北宋以后亡佚，部分内容被后世方书引用。据考证，《深师方》佚文中最早记载了用鹿的甲状腺制剂治疗瘿瘤，资料弥足珍贵，其中也有不少伤科方药，该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与中医学的融合。梁时昙鸾撰有《调气论》1卷(有误作《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3卷，均佚。南北朝居士胡洽著有《百病方》2卷、《胡居士方》3卷、《胡居士治百病要方》3卷(或作1卷)，上述诸书可能为一书多名，惜书已佚失，无从考证，部分佚文尚可见于《医心方》、《外台秘要》等。北齐道洪著有《释道洪方》1卷、《寒食散对疗》1卷、《单复要验方》3卷，均已佚(《隋书·经籍志》)。莫满、僧匡、智宣、智斌、行矩分别《单复要验方》2卷、《针灸经》1卷、《发背论》1卷、《解寒食散方》2卷、《诸药异名》8卷，均佚。
由于历史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著述都已散佚，能够保留至今的屈指可数，因此，对于佚散方书进行辑佚、整理、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此时僧医的医学贡献，帮助我们探索此期医学的发展状况，从而更好的指导中医理论和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