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书中不少文章都写了作者和性工作者之间建立的友谊，乃至有些暧昧的互信关系。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发生了交叠？大家提到自己如何被性工作者、被研究对象影响，但似乎很少提及对方是否有被学者影响。是因为后一种情况存在较少，还是因为大家有意避免？
黄盈盈：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多少是有所交叠的，交叠的程度往往也跟研究的深度有关。这本书中，大多数人强调了小姐研究对于自己生活的影响，这不是说反向的影响比较少，或者故意规避，而恰恰是很多人不说研究对象对于我们的影响。
反向的影响及其伦理讨论，在很早的人类学著作比如怀特的《街角社会》里就有不少。就我自己的经验，对于单个小姐而言，我其实不是太清楚对她们的生活带去了什么长远影响，也可能功力没到家、影响力不够，顶多也就是当时一起逛街、买药、聊天，小事上出个招儿什么的。
但是扩展一下，对于一个群体、对于整个“小姐议题”来说，我多少觉得我们的写作、与其他主流人群在社会态度、疾病健康等主题上的对话，从长时间上看，是有意义的，也会带来一些改变。此外，我也会比较积极地参加一些草根的工作，尽自己所能提供一些服务，以尽量改善某些地方小姐们的小环境，减少一些暴力与健康方面的风险，增加一些生活自信与乐趣。当然，到底具体有多大影响也很难讲，不过，我有看到某些地方的一些改变，虽然不是我的功劳，但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这里涉及到研究伦理以及其他一些议题。
记者：《我在现场》一书从完成到出版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可否谈一谈其中的故事？
黄盈盈：最近十多年，我们在研究中积累了不少切身故事和“八卦”，这些在学术文章中是不太会出现的，但大家又觉得其实比学术文章有意思，很想作为札记发表，于是就有了《我在现场》这本书的出版。
研究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知道读者对我们这些研究性社会学的人是有很多想象的，这种想象当然也是有性别与阶层意味的。比如很多人会嘀咕：潘老师是不是去嫖了？但是迄今没有人问过我：“你有没有去做（小姐）？”更不会问我是不是嫖过了，但是会好奇我被客人点到了怎么办，担心一个女生在红灯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这里隐含着大众对性、性别与阶层之间关系的认识与假设。对于“性研究者”，有的人是好奇，有的人是直接开骂，也有不少人是觉得“你们做这些研究真不容易”。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仅希望展现我们看到的红灯区，也展现在红灯区里的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法比较随性，也是希望可以和更多的读者有接触。我的那篇基本上是一口气写下来的，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我脑子里，很多感受跟我的身体已成为一体了，也不需要考虑学术语言和索引之类。整本书2014年就已经完稿了，也签了合同，编辑很支持。这两三年里找了不下20-30家出版社，今年才最终出版。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黄盈盈 等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