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作为剧中腐败的对照和高玉良人物设定的核心，在《人民的名义》这部剧中多次被提及。传《万》也被反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常常提及。《万》之于《人》如太虚幻境之于《红楼梦》，后者的论述框架隐含于前者，同时也折射了作者对文本意义和现实的深度思考。《人》剧虽重于揭露官场潜规则和腐败现实，但对中国政治通过戏剧构造表达的抽象反思也值得深入讨论。而《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和框架。
《万历十五年》里的传统中国
《万》是黄仁宇成名作。全书描述张居正、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几个人的命运纠结，进而讨论了明朝社会及官场的的种种弊病及其下深藏的病理。
一个作者的作品是其思考的载体。作为20世纪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黄仁宇思考的起点和他的同辈相似，即“为何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打败了中国？”。黄仁宇希望从历史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里找到问题的答案。因此这一思路几乎贯穿了黄仁宇的所有作品，黄本人称之为“大历史观”。很多学者认为明代中后期是东西命运“大分流”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技术经济一路领先，而在此之后西方经济科技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中国则固步自封。黄也将中国传统社会固化的观察点放在了1587年，一个表面上不重要的一年，但中国后来的种种祸端却植根于此时。黄仁宇衡量的标尺是科技与制度进步。他点出明朝的病根在于“德治”—混乱而泛滥道德绑架充斥了明朝的上上下下，使其瘫痪，阻碍社会进步乃至国家的正常运行，最终积重难返。引用黄的原话“道德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日后黄仁宇对明朝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病做出了更为清晰的、结构上的解析。经典论述如下：
“传统中国像一块潜水艇式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 “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科举考试定期从社会底层挑选出少数成功的举子，使之获得成功。反之，也筛除一些无用的人，使之重回底层，形成向下的社会流动。只要中国保持着封闭性和非竞争性，这个以令人乏味的农业稳定性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基本组织就能永存下去。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的面前，人们发现这种组织与潜水艇式三明治里的莴苣和蛋黄酱一样，根本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
这个潜水艇式三明治的比喻里最重要的部分是中间层。这些“莴苣和蛋黄酱”本质上提供了两个功能：其一为社会上下层提供缓冲，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制度 提供合法性，连接社会上下层。从“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这样的论述来看，黄仁宇认为明朝的弊病为中间层社会价值观念，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统治结构的腐朽，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也不能够把社会经济技术进步嵌入一个稳定的制度和法律中。张居正的改革暂时性的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腐朽的传统社会价值以及在此之上中国官场扭曲的生态最终慢慢消解了改革的成果，最终文官体制—或者说“官场”蜕变成一个用道德诡辩自我催眠、自我保护、内部矛盾重重、僵化、不断膨胀、与社会底层都脱节的怪物，甚至无法纠正原本明制的异化及其产生的社会不公与民不聊生，造成社会流动困难，分配极度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