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批30名支边知青合影。1961年9月 摄于新疆兵团五师哈密农校。图片来自网络。
(四)
周末的傍晚，43岁的陈莉在厨房烧饭，看到我她勉强笑了一下。关于知青二代的生活，她不愿回忆，更不愿看到同情的目光。
“讲述过去能改变什么吗?不能。对我有好处吗?没有。除了揭开伤疤让我痛苦。”饭桌上，她眼皮下垂，把辣椒皮一点点地从豆腐上挑下来。可沉默良久，她还是回忆了，因为，“北方人会为人着想”。
陈莉傲气、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劲。如果可以重来，她不会选择回到上海。1988年，如同其他知青二代，她和妹妹被父母送回上海，四处打工，被欺负、欠薪，饱一顿饥一顿，一斤面条俩人抢着吃。妹妹哭着要回新疆，可她们根本买不起火车票，陈莉佯装狠心：要回，你自己回!
1989年报户口时，陈家把户口给了惟一的男孩。母亲李凤娇想，女孩子毕竟可以嫁个上海人。陈莉就这样开始了婚姻计划。漂亮的陈莉对看上她的上海男人从未真正动心，她早就看透交换本质：对方要结婚，她要户口。
第一场婚姻以她迟迟没生孩子告终，而直到离婚，她还没达到落户的年限。2001年，母亲从新疆退休回到上海，开始为解决女儿的户口问题而上访。终究得到优惠：结婚满两年就可以入户。
第二场婚姻的选择余地更小了，对象是五十来岁的上海男人。两年过去后，陈莉在家四处找户口本，丈夫却站在一旁，冷冷地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我是永远都不会让你入户的。
陈莉果断离了婚。慢慢地，她不再想户口的事了，只想找到自己的家庭，又被介绍给一个带着孩子的鳏夫。男人找各种借口不和她结婚，但还是同居了两年。孩子和母亲都慢慢喜欢上她，可他嫌她挣得少，当他炒股失败的时候，又把责任归咎于她。
“如果有本事我还会找你这样的人吗?”陈莉反唇相讥。她一贯忍耐，还嘴时，已是下定离开的决心。
她试图摆脱户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决了户口问题就像变成另外的人种。生活告诉她：安全感必须自我供给，所有以交换为目的的婚姻都不会长久，在矛盾和争吵中，终究会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过去，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本能让她隐藏身份。她讲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话，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生怕露出外地人的马脚。可她又看不起上海人，虽也遇过开明谦和者，但在她的世界里，那是少数。
如今她拼命挣钱，每天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到家中。必须为晚年生活打下经济基础了。上海许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甚至羡慕起母亲，他们有工龄、有历史、有群体归属感，可以随时痛哭，可以理直气壮索赔青春，可以大声说“我是上海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母亲李凤娇一边打毛衣，一边静静听着，不住抹眼泪。许多事情也是这一晚才听女儿说起。多年来，她为愧疚感压抑，毕竟陈莉是大女儿，户口本应属于她。女儿有时问，我是你亲生的么?李凤娇说，我看不是。女儿回答，我也觉得不是。对话让她难受到极点。
这位63岁的老太太，讲述起往事有一种黑色幽默。
1964年，李凤娇还是一名初中生。5月28日——她还记得——下午，她去上学。校长笑眯眯把她招到办公室，说，李凤娇同志，你被批准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了。
她困惑地说，我没申请啊。几天后就到了新疆。然后被通知，分到农四师牧场。
“什么是牧场?”她问。
然后就到了牧场。一晃35年。
回城10年里，她四处打工，为女儿的户口四处上访，还去了北京，可是还没下火车就被打回来了。
在一次上访中，她认识了谢虎礼的妻子张维敏。此后一遇事，张总“挺身而出”，她感觉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五)
1993年，满30年工龄的张维敏从新疆提前退休。几年没见，儿子对她已经有了陌生感。她看到家人上厕所都用草纸，心疼地说，多浪费啊，为什么不用报纸呢?女儿感到不可以思议，好像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不过，张维敏很快重新适应了繁华都市，她烫发染发，衣服闪闪发亮，成天打麻将。随着谢虎礼攒足了钱，她还住进了新房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直到谢虎礼得知，“369”们将和上海退休工人待遇接轨。他对张维敏开玩笑说：我是上海人了，你还是新疆人。
尽管“369”们仍对自己被算少工龄而愤愤不平，但在张维敏来，这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资是一百来块钱，10年间缓慢地往上涨，医疗补助则是工资的3%。而当谢虎礼退休后，他们的门诊报销可以达到90%，住院报销额度的上限是28万。她问丈夫，“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是逃回来的，我们这一拨却老老实实干到了退休。”
那一年，张维敏去参加知青聚会，她在一张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后，她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上访。当一名官员要求推选代表时，她站了出来。李凤娇还记得张维敏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为祖国建设贡献一生，我们牺牲青春，毫无怨言。现在老了，落叶归根，希望父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她觉得张说出自己的心声，如同大多数人，她推选张为代表。
尽管张维敏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严重风湿症……但她从来都是精力充沛争先进的人。在青年时代，她屡屡在摘棉花劳动中夺得第一名。她总天没亮就打着灯往地里出发，一直劳作到晚上。谢虎礼教育她，干多干少每天都是一块二，何必那么积极，他甚至偷偷把闹钟调晚几个小时。
2003年始，张维敏一直在上访中——争取医保，争取和“369群体”享受同等待遇。每周三，他们到政府门口表达诉求。张维敏总是站在人群中央，拿着扩音器喊。
吴祥志第一次见到张维敏时，她正代表身后的老人们向政府表达诉求，他觉得她说出了多年来的委屈。往后，为了他的户口，张维敏奔走相告，五六十人站了出来，到街道讨要说法。他终于获得口头承诺，问题将得到解决。
8年来，张维敏每天都忙到深夜。在儿子的记忆中，家里电话响个不停，一听到需要帮助的，张维敏就一瘸一拐跑出门去。“家里的事她从来不这么积极。”女儿说。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谈判，知青们的待遇终于有了改善，门诊可以报销了，从40%到75%再到85%。
世博会前夕，张维敏写了公开信，让知青们息访。她写道：“我们不能做破坏国家形象的罪人!我们应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配合政府营造一种清平世界的和谐气氛!任何时候我们个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国家的事大!”
(六)
上海虹口公园。老远就听见欢快的音乐声，老人踏着节奏起舞，他们身着新疆维吾尔族服装，扭动脖子，轻摆手腕，忘情地转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
“这是新疆刚运过来的!”张团长伸开手，给我递来葡萄干。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办者鼻子下还夹着两撮往上翘的假胡须，笑起来一跳一跳的。每逢周六，张团长都要和其他老知青在这儿跳舞。
2000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张团长，感到满大街都是异样的眼光。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证明，新疆回来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张团长说。
郞先生在一边教围观者舞步。他已经跳了将近十年，至今没法习惯上海的精致和优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馆子。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忘却回到上海的失落。
为什么要回来呢?“落叶归根。”他指指大树，毫不怀疑自己朴素的情感。可他又总是怀念过去的时光，这时光自动剔除了痛楚，它是青春，是友谊，是豪迈的生活。
公园的另一角，知青们松散站着，拉家常，晒太阳，静静围观跳舞的人群。
“都是苦中作乐。”其中一位退休归来的知青说，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却无处申诉。“只有等到见马克思的时候，再慢慢诉说了。”
这样的诉说，送葬人吴祥志已经听得太多，他把故事全装在了心里。这几年，他回过两次新疆，看到从前的地窝子变成了一排排新楼，走过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当年住过的房子如今住进了年轻力壮的新工人。
在这崭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听过的经历过的故事，想起一代人的心血，却有种陌生感，除了档案，这里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了。
“新疆说欢迎我们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们也不欢迎，我们已经老了。”他说，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也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两头都是弃儿”——作为异乡人，他对新疆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本土人，他对上海未曾有过利用价值。
“上海肯定想，我们从未对这里有过贡献，为什么要负担我们的养老。可是当时，是它把我们送去的。”历史的债务，要由谁来承担?为什么要去新疆?为什么又要回到上海?
他要养活自己。对于未来，他已经没有把握了，那套知青们集体为他争取来的房子，也随着张维敏的被捕变得虚无缥缈。
半年前一个早晨，一群警察走进张维敏的房子，说要找她谈谈。前一晚，她忙到凌晨5点才睡下。丈夫谢虎礼叫醒了她。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边穿衣服边唠叨：都8年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2011年12月23日，法院二审宣判，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张维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原标题：支援新疆的知青成弃儿：在新疆是上海人 在上海是新疆人
(文中陈莉、李凤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