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视点
作者:武汉大学新闻学在读 校媒记者
在刚结束汶川地震报道的几个月里，《财经》记者李微敖经常从噩梦中挣扎着醒来。他又梦到了震区，福尔马林和腐臭的强烈气味向他扑来，灰白色的废墟上堆满了尸体。
2008年，李微敖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生，他正在为工作的事情犹豫不决。5月12日，李微敖乘坐的列车在重庆中转。按照原计划，他将在这一天到达北京，去《财经》杂志社商量工作。
当天下午2点28分，《财经》杂志社的记者们正在开下午例行的选题会，杂志社所在的楼房突然剧烈地颤动了几下。“地震了！”强烈的震感让记者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没有下楼躲避，不断地在网上刷新消息，查找震中的所在地。
很快，中国地震台网发布消息，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震级为8.0级。
国难当头，大地震改变了中国所有媒体此后几个月的工作重心。《南方周末》地震前方统筹邓科回忆道：“对很多媒体来说，甚至二三十年间，没有遇到过这样量级的新闻事件，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新闻投入、如此艰苦的职业历险、如此严峻的专业与伦理的挑战。”
震后十年，中国新闻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曾经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们，少数人还坚守在新闻业，奔忙在调查报道的第一线。更多的人选择离开新闻业，或是跳槽去互联网公司，或是投身公益，或是自己创业。记录他们在汶川地震中的报道经历，不仅有纪念的成分，更有质疑的意味；他们的坚守或是转型，亦可以为这十年的变化提供一个注脚。
“千方百计抵达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还没来得及开完《财经》的选题会，杨洪就立即被编辑部派往震区。考虑到灾区的通讯障碍，时任《财经》主编胡舒立让他带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这种电话依靠卫星系统传输信号，在灾区也能将信号传出，是当时国内媒体少有的设备。灾区信号时断时续，前后方失联的状况经常发生，记者们通常要走回成都、绵阳市区才能发稿。
原定于飞往成都的航班改飞重庆，杨洪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周折才到达成都。他记录下成都市区的伤亡情况，用卫星电话口述进入灾区的见闻，第一时间发回稿件。
胡舒立的办公室成了汶川地震的后方指挥部，办公室墙上挂着巨幅地图，一个个红色按钉标注出前方记者的位置。地震发生第二天，编辑部决定增派记者，地震报道后方指挥张进地震当晚就给李微敖打电话：“你不用来北京面试了，就留在成都当记者吧！”
李微敖就此“火线入伙”，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财经》地震报道的队伍。
通往汶川的道路已经中断了，编辑部命令杨洪“千方百计抵达汶川”。张进时刻关注着不断刷新的灾区动态，他察看地图时发现，四川省彭州市是离震中映秀镇最近的地区，从地图上看只相隔五十多公里。他让杨洪先到彭州，再徒步至映秀。
杨洪来到彭州却发现，彭州和映秀之间隔着高山，海拔至少有三四千米，山上是茫茫的密林和皑皑的白雪，“根本就翻不过去”。他只好折返到都江堰，跟着军队一起，沿着岷江往映秀的方向徒步前进。
尸体不断地从江面上漂过。岷江水流很急，两边是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山脚遍布着损毁的公路和被滚石砸穿的汽车。“余震来的时候真的只能靠天命了”，杨洪说，“前后都是人，你也没地方跑。” 14日晚上9点30分，杨洪终于到达映秀。
同一天到达映秀的还有《新京报》记者呂宗恕。地震发生时，他刚好在成都采访，正走在去采访的路上时，强烈的摇晃感突然袭来，屋顶的瓦片纷纷碎落在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到街上，其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呂宗恕爬上一座七八层的写字楼，在高处定格下地震发生瞬间的城市全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里挤满了慌乱的市民，从高处望去，只见一片乌泱泱的人海。
14日傍晚，呂宗恕到达映秀，紧随其后的是《南方日报》记者赵佳月和杨曦，他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在震区，赵佳月穿着一件蓝色冲锋衣，这是同行的都江堰市市民周兴柠给她的。三人在都江堰市相遇时，周兴柠正坐在车里哭，地震当天，她的丈夫去映秀开会，生死未卜，她决定去映秀寻夫。听闻赵佳月也要去映秀，周兴柠让她立刻上车。车开到紫坪铺水库，三个人翻山走进去。一路上余震不断，赵佳月正赶上生理期，她没有任何休息的机会，累得“差点虚脱”。
2008年5月14日，赵佳月徒步进入映秀，腰间系着蓝色冲锋衣。杨曦/摄
赵佳月在地震当天就收到了前往灾区的命令，事实上，整个南方报业集团都对汶川地震的报道高度重视。听说地震的消息后，《南方周末》科学版记者朱力远判断地震规模不会小于唐山大地震，编辑部认为这是“天大的新闻”。在编辑邓科的印象里，那是《南方周末》第一次买了两部上万元的卫星电话，要“为了采访不惜血本”。
地震当天，《南方周末》在成都的记者曹筠武、孟登科被立即派往前方报道。5月13日，《南方周末》安排十多位记者入川，编辑部决定在14日出一期关于汶川地震的号外。曹筠武和孟登科13日一大早踏上了去映秀的路，沿途采访寻亲和逃难的人群。山体滑坡掩埋了公路，他们只能跟着人群翻山，没有任何物资和装备，全靠体力和精神支撑着。
这期号外被命名为《逼近震中》。为了表示哀悼，《南方周末》号外的报头从左上角降到了中间，相当于“降半旗”。
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看着网上不断刷新的死亡人数，眼泪流了下来。经历过矿难、沙兰镇水灾等一系列灾难采访，亲眼见过矿工的尸体和悲伤的家属，他更能理解灾难的残酷。他第二天就发短信告诉编辑，自己想去四川采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出发。
此时，《南方周末》的报社群里充满了“请战”的帖子，记者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想上“前线”的强烈意愿。“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冲动，是南周荣光所系”，时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在论坛中回复：“南周不仅追求在此役中胜出，更追求以我们的方式对这场灾难进行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