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生活：杀人犯的内心画像与自我表述
贾敬龙家所在的宅基地，以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为户主。1979年贾同庆在宅基地上建了平房，2007年贾同庆拆除老房子，在原址上建起了两层楼房。
据贾敬龙后来多次举报时的材料，他说自家建二层楼房花了20多万元，因此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他们一家人都不愿意拆迁，但是由于村里给不配合拆迁的家庭停发了福利，贾敬龙80多岁的奶奶领不到养老金，贾同庆夫妻的福利后来也被停止，因此贾同庆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并且随后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贾敬龙认为拆迁的合同没有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是无效的，他仍然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并且将这里精心布置成婚房，准备于2013年5月25日结婚。
贾敬龙的婚房，在他结婚前18天被村里雇来的“小痞子”动用推土机拆掉了。来人还打伤了贾敬龙和他家人，强拆了他的婚房。这一段强拆的视频，如今在网络上仍能找到。贾敬龙说，强拆房屋导致他的生活一步步陷入绝境：未婚妻与他分手，家族的人因为受到压力而孤立他，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去劳务市场找零工。
贾敬龙在一审法庭上讲述了他对于何建华的理解，从言辞来看，他的很多描述更接近于村庄传闻：“那何建华何许人也？住过劳教离过婚，吃喝嫖赌无恶不涉，上任之前突击入党。选村长选书记，花费上百万元。上任没两年把北高营村耕地全部收回，全部荒置；把北高营地面上20多家民营企业赶跑；旧村改造，制定全石家庄地域最低补偿标准，标准倒数第一，绝无并列。还曾说过哪个村拆迁不死人？这哪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村民提及无不背后喷之，有村民给他写打油诗，民愤极大。”
贾敬龙认为村里所有事情都是何建华说了算，于是他把自家拆迁的遭遇，与村子里听来的何建华贪腐的传闻结合起来，在心里越来越仇恨何建华，慢慢地他有了杀掉何建华的想法。在从未参与村庄权力运作的贾敬龙眼里，何建华就是所有事情的决定者。至于何建华的负面信息，哪些是确有实据，哪些又是道听途说，贾敬龙从未想过分辨。
贾敬龙的这种性格，从他一审和二审的代理律师李玉克那里，能得到一些佐证。在李玉克看来，贾敬龙比较固执，有一种他自己所认定的“侠义精神”。李玉克告诉本刊记者说，贾敬龙认定何建华蛮霸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唯有他有胆量“为民除害”。所以不管是案件的一审还是二审，面对死刑的判决，贾敬龙表现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他被自己内心的英雄主义所感染，觉得死刑不可怕，但是人们一定要知道他除暴安良所做的牺牲，以及他杀掉何建华后并未逃跑，而是驾车去自首。
在2015年大年初一杀死何建华之后，贾敬龙的案子并未引起舆论多少注意，但是在今年10月，它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的死刑判决后，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贾敬龙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就在死刑核定书送达的这7天之内，舆论关于贾敬龙“罪不至死”的讨论到达高峰，一些法学家也高声呼吁“刀下留人”。
主张“贾敬龙不该杀”的法学界人士认为，北高营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法学博士陈霭婧认为，此案不该顶格量刑，“如果直接顶格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既绝了被告人向善的可能，又昭示向善的无用”，并不利于恢复乡村秩序。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红，最初因为从网上看到贾敬龙的一首诗，而对这名杀人犯有了同情心。诗中写道：“人生一世草一秋，悲躯屈膝男儿羞；既有舍身取义志，何惧此刻性将休。”她在走访了北高营村，与贾敬龙家人、律师、前女友交谈之后，认为贾敬龙“重情重义、酷爱生活、细腻知理”，强烈呼吁贾敬龙罪不至死。而贾敬龙在庭审的陈述中，描述了自己的温柔细心和“小富即安”的生活愿望，正是他激起舆论同情的重点所在。
贾敬龙说：“我温文尔雅，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我有太多生活雅好，我绣十字绣，我种的花有100多盆，在北高营算养花第一人了，哪家小孩得了脖疹都来找我要仙人掌。可以说别看我丑，其貌不扬，但我绝对外粗内秀。了解我的亲人朋友都晓得，我长这么大没和别人打过一次架，没敢杀一只鸡，然而正是我这样柔弱的人了结了何建华，而且堪称惊涛骇世，惊涛是人们惊诧原来兔子急了真咬人，骇世是因为涉及两个敏感区域，一个是村支书记，一个是拆迁。”
贾敬龙对自己热爱生活的描述，特别能唤起城市语境里人们的共鸣。这也正是他在舆论上获得许多陌生人支持的原因。从贾敬龙的陈述来说，他熟悉网络语言，知晓村委会无权强拆，当他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时，他已经不能像父亲那一代农民一样隐忍。他在某种程度上，被网络上的陌生人看成是勇于反抗权威的底层，贾敬龙所在意的自己英雄主义的形象，在这些陌生人的群体获得了肯定。贾敬龙在庭审自辩时提到，他杀掉村支书的案子，使得石家庄受人瞩目，后来进到看守所的人，提到此案也非常赞赏，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认是在下干的”。
像贾敬龙这样的“80后”，身份上虽然是农民，但是他们基本与土地劳作失去了联系。网络社会使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塑造的价值观，与城市人几乎一样。网络带来的扁平世界，也同样在缩小城市与乡村人在认知上的差距。所以不管村委会或是村官，在他眼里如果不符合法律，并没有任何可以束缚他的权威。
比贾敬龙大三岁的二姐贾敬媛，打小与他比较亲密，在贾敬龙作案后，她成了为弟弟奔波的贾家代表。在不断被记者们约着见面的过程中，贾敬媛讲述中的弟弟是个情感柔软的人。“他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用奶瓶给小狗喂奶喝。他也常常从邻居家要来一些小花小草，没有花盆就用破碗破盆，或者去垃圾堆找那种一次性泡面盒，有时候还尝试着用水泥做。谁家来串门都喜欢带一两盆走。”
而强拆婚房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外力，改变了贾敬龙的生活安排。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上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本以为结了婚就会像所有人那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号啕大哭，身旁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我都要被逼疯了，我一度患上精神强迫症，走路干活时我不由自主咬牙叫出何建华的名字，每天都要多少回。”
村庄里的“大势”与个人主义：乡村里的另一层逻辑
与贾敬龙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经历了与他相似的拆迁全过程，对于贾敬龙的遭遇，却有着截然对立的看法。这些在真实生活中与贾敬龙有着同样语境的人，既非将贾敬龙看作绝对弱势的底层，也并不笼统将何建华看成权力的简单代表。
如今的北高营村，将“北高营新村”几个大字立在高高的拱门之上，进入拱门是颜色不一、高矮不一的各式楼房，仿佛一个拆迁成果的展示区域。从外观上来看，这片土地已经很难给人“村庄”的概念。虽然它依然离城市的核心区域有距离，但是气势上已不亚于其他城市楼盘。北高营新村附近，是宽阔的六车道马路以及两旁绿树草坪装饰着的人行道，反而没有城市里的拥挤局促。只是在多栋楼盘的背后，仍有大面积的建筑工地与荒废的土地，显示着这里还在大刀阔斧的开发之中。
楼盘外宽敞的一条马路，成为北高营人的集市。几十个小摊贩沿着马路两边展开，在地上或小货车上摆满了玩具、衣服、水果、蔬菜、盆栽、干货等，它们基本囊括了北高营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原本宽阔的道路被挤得只剩下一条汽车通道，这如果在城市里属于需要整治的占道经营，但是在当地人的现实里，这就是一个满足了日常所需的场所。农贸市场比宽阔的马路更实用。
这或许正像2009年11月开始的拆迁，贾敬龙所强调的他对于老房子的感情，在不少乡亲看来是一种他们难以产生共鸣的情感，因为它不是那么符合乡村的实用精神。
与贾敬龙同属一个大家族的贾雨虹（化名）说，她这样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干过多少农活，单纯说对土地有多少情感，是有些勉强的。大家显然更向往城市生活，“拆迁改造是村里的大势，哪家如果不愿意，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在她看来，对老房子的情感，是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
贾雨虹如今住在北高营村第一批回迁楼里，七层楼的灰楼外观朴素，但是走进村民的家里，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家庭。“以前的房子冬天要自己烧煤，没有天然气供暖，也没有人到村里租房子住。现在我们这里的楼房，很好出租，你知道现在房价多少？1.2万元一平方米！每户人家都有好几套房，那些城市里上班的人，干一辈子还买不起一套房呢！”在贾雨虹的理解里，阻挡拆迁好比螳臂当车，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说到底是认为拆迁给的价码不合适而已。贾雨虹说村里很多人都认同“发展”，对于只有土地优势的北高营村来说，拆迁改造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展。
在北高营治保会任职的何家连（化名），五十出头，他将贾敬龙形容为一个辈分小的“小蛋蛋”。在村庄逻辑里，贾敬龙只是他父亲为户主的家庭成员而已。在农村，一个人只要没有结婚，几乎无法被当作独立的人。他没有任何独立的权益，村委会也就根本用不着与他打交道。所以在何家连的看法里，既然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贾同庆母亲、贾同庆夫妻俩以及二女儿住进了一套三居室的回迁房里，那么就意味着接受了所有条件，拆除贾家的老房子也就理所当然，“贾敬龙如果有意见，应该找他爹去闹，跟何建华闹不着”。但是在舆论关注此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10月24日接受了贾敬媛提交的《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虽然至今没有回复，但是显然改变了贾敬龙原本已经执行死刑的命运。村里人并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引起的法学界的争论，于是一些村民开始猜测，贾敬龙的两个姐姐是有背景的人。
被害人何建华的女儿何伟，对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贾敬龙，感到非常委屈。她并不愿意出现在媒体前，但是她通过一封公开信，表达了自家的冤屈——父亲何建华带领全村脱贫致富，贾敬龙本来就与家人关系不好，他对拆迁的事情不满与家人有关，而不应该将怨恨发泄在自己父亲身上。
按照贾敬龙二姐贾敬媛的说法，在2010年底，贾父受到村委会压力被迫签字后，贾敬龙对他父亲确实有所埋怨。熟悉贾家的贾雨虹说，贾同庆是个话不多又喜欢抬杠的人，贾敬龙也比较内向，两人平日里“说不着”。2007年贾同庆建二层楼房屋时，与贾敬龙闹得不太高兴。这段纷争，在贾敬龙案件开庭时再次被提及。贾敬龙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样子，把楼梯建在屋里头，做成旋转楼梯挺漂亮。但是贾同庆按照当地村子人的习俗，认为楼梯建在屋子外边更好，一楼更显宽敞亮堂。
贾雨虹曾劝双方，她对贾同庆说：“伯，你当年为了生这个老三，一家人东躲西藏的。现在儿子大了，你反而跟他置气？以后你老了靠不靠他，这房子建好了到底谁住得更久（当时还没有拆迁的说法）？楼梯建在屋里就屋里呗。”贾雨虹也去劝小兄弟贾敬龙：“这建房是你爸出钱，你不出钱就别提要求了。”最后，楼梯还是按照贾同庆的想法建在了屋外。在法庭上贾同庆说，他曾给儿子扔出狠话：“我和你妈住一楼，你住二楼，以后你就别进一楼屋里。”贾同庆说他并不清楚，后来拆迁时为何儿子执意要在老房子结婚。他曾让儿子在楼房里结婚，但是贾敬龙不愿意。
贾同庆代表贾家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之后，父子俩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贾敬龙曾向父亲说道，如果拆了旧房就死在旧房子里。后来贾敬龙为了结婚，在旧房里精心装修，贾父从来不管不问，也没有去看过。
在命案过后，贾敬媛显然不愿意向记者过多提及家里父子间的矛盾。她只是不经意地提到，弟弟贾敬龙是一个心比较细的人，旧房子有他的心血，同时他对房子的价值比别人看得透。他觉得自家旧房子是2007年建的，并不陈旧，这个二层小楼按照城市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别墅。“他说，城市里这么一个别墅可值几百万。石家庄市里的房子当时1万多一平方米，可是地价比楼房值钱，涨价也快。人家拿出几百万，也买不到他这样的二层楼。虽然自己盖的房子没有证，但是住着一点不比别墅差。”
贾敬龙显得矛盾的价值观，在拆迁这件事情上进一步放大了。一方面他对生活的想法和要求与城市人无异，有深刻的平等观，对个人权益的追求也是独立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乡村现实的强大力量：在法律层面，农村的宅基地并不能自由流通，因此不具备他认为的市场价值；在乡俗上，他只是依附于户主（父亲）的家庭成员，权益并不独立；在经济能力上，贾敬龙也并没有像乡村里的强人那样，通过打拼拥有完全独立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既依附于家庭与农村的现实，又接受着城市里作为独立个体的意识启蒙，在乡村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只有由于没有任何外显的优势条件，贾敬龙与他的想法，并不为人注目。
贾敬龙在2013年订婚后，表示自己5月结婚，他说他曾托亲戚向何建华说情，至少让他在老房子里结婚，住一段时间以后再搬。但是何建华依然让人分两次强拆了他的房子，导致未婚妻和他分手，生活陷入绝境。
但是在乡村现实里，一位村干部对他的述说有着不同的解释。“在2013年5月7日强拆贾敬龙房子之前，我们已经把第二套回迁房的钥匙给了他家人。你家不能既要楼房，又不肯拆老房子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开展工作？”而贾敬龙把婚房放在老房子里，在村干部看来是一种“赌博”，想借此要得更多好处。“他可以说先让他结婚，获得舆论同情。可是等他真的结了婚也不会搬的，他想要的太多了。”对于未婚妻分手一事，贾敬龙的前女友提到，旧房强拆后贾敬龙情绪总是特别激动，不能调整自己，她父母觉得贾敬龙脾气不好，因此让她分手。至于贾敬龙强调的他家没有分到第三套房，在北高营村人来看，这太正常了。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分到第三套房，特别是在何建华被杀之后，村里的拆迁和还建工作效率降低了。“只有拆了老房子才能建新房，如果都占着老房子不让，谁能住进新房里呢？”
在贾敬龙心里，这种与村委会权力的对抗，他有完全的法律条文的支持。在举报材料里，他列举出村委会拆迁协议里的霸道之处，认为这份不平等协议没有效力。他也通过在网上查资料，获悉家里每个成员都有对财产的权益，因此他可以主张自己对拆迁的权益。贾敬龙将材料整理出来，向石家庄不同的政府机关举报何建华，但是没有获得任何使他满意的答复。
不过在贾敬龙居住的村庄逻辑里，北高营村人对拆迁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贾敬龙所主张的那些权益，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向村民提及。当今天各路记者、法律人士为这个案件频频造访北高营村时，村里人才通过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人，明白了贾敬龙在法庭陈述时的主张。这些与贾敬龙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听着他的这些主张，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人讲着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事情，既吃惊又迷惑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