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时，村里最穷的一个农户再传噩耗，男主人因病去世；大约两三年前，他的小儿子也因病过世了。
男主人去世的几天前，他的大儿子在一群农民的陪同下，乘着当天的早班车去了乡镇上。当天上午，这个低保家庭一次性取出了全年3000多元钱的低保费。这群人刚出政府大门，就转身走进了乡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点上最贵的酒水和饭菜，将全年的低保费花费的所剩无几。
这户村民很穷，也始终被村人视作“傻子”对待。大儿子知道，即便是只有一天可以行乐痛快，撑足了面子，哪怕剩余的364天都在听天由命地喝着西北风，也很值得。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杀年猪在攀比，如果谁家的年猪杀的最早、体重最大，家人走路也跟着趾高气昂；而谁家的年猪很小，在村民的打探中连走路都不肯抬头。
按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村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式比较周到，谁家因为吝啬而在菜盘光了之后不再添菜。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堡子。
可是，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即便童年记忆中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如今也被认为是不喜欢添菜、故意将肉做不熟的“滑头”了。
放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期间不时会有火灾发生。在东北的森林山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高，摆放整齐，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但春节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柴火垛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当然，村里也有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的，如果邻里闹了矛盾，彼此最常见的报复手段便是趁着月黑风高，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柴火垛中，并快速地隐匿跑开。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人在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春节前夕，村里有年轻人在工地上索要工钱没能返乡。当天，他的家里杀年猪，村人为此摆宴庆祝，酒桌上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最后是否讨到了工钱。
通常，选择进城打工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更多的人留在村里，进行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需要赔笑送礼，给在村里滥砍盗伐的老板们做工，砍伐森林按日计价，如果每家有两个劳动力，年收入约2万元；另一部分人只能把浑身憨力用在几亩农田上，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但无论收入高低，春节燃放烟花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按传统，爆竹声中辞旧岁，这不仅是新春吉利的表征，更关乎着未来一年的财运时运。于是，村民们也攀比着：谁家燃放的烟花多、买的烟花贵，这是可供炫耀的谈资，胜者脸面有光，意指全村一年的好运都聚集在他一家。
除夕夜里23时，是各户烟花整齐绽放之时。这时的竞赛，变成了谁家的烟花漂亮，喷射的高，绽放的美丽。全家人一边院内欣赏，一边与别人家墙内外绽放的烟花进行比较。落败者，会心有不爽地暗下发狠，明年我一定在烟花上超过你——只有这样，我的日子才会超过你。
礼崩乐坏的村风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十多年前，我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在村内盛行之时。一个成绩很好的儿时玩伴，在家长劝说下初中辍学。当我大学毕业后靠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又一度被视为村内标杆，很多家庭心甘情愿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近几年情况生变，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村民心目中“赚钱多”的好工作，一些不够自立的子辈，工作后还要时常依赖父母的继续补贴。因此，村子里的教育价值观再次紊乱了，在“孩子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显得左右为难。
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不足百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土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田婆家的阿公在世时，曾有一个遗愿，子辈能将族谱在春节这天请回来，然后全年烧香祭品供奉。这个提议一再拖延，七八个子女互相推诿。
按农村的祖上规矩，幺儿要和老人生活在一起，长子要替父母分忧解难、操持家族责任。一番争吵过后，长子被迫接下了这个任务。
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因为本身的不情愿和后续生出的怨气，长子将族谱砸个粉碎。让他怨气的是，在请回族谱、准备祭品的仪式前后，族人中没有一人前来帮忙，而大年初一之后，族人们拖家带口蜂拥而来，叩头祈福，求祖宗们能佑护他们大发财源、家丁兴旺，而在离开时只会丢下一两块钱的零钱，而在外被传言“发展很好、赚钱不少”的子孙后代在下跪叩头后，丢下的也不超过十块钱。
当然，不再供祖祭祀，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长子一家在为祭祀忙碌的一年中，他发现，祖宗们并没有赐予给他这个最孝顺的人任何的好运。他似有所悟，原来祖宗不灵了。
后记：
无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自古以来，乡土文学不乏经典，但这些都只是故事。而我家乡正遭遇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场升级版的事故。
故事是正常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小智小慧的农民式思维，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在这个村中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勤善礼孝的祖训宗规已然荡然无存。四面的盘山峻岭遮蔽了他们的眼界，信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也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通联和交融，又加剧了这场无知的荒诞悲剧以野蛮的方式继续上演。
事故发生在东北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县城，县城中最为偏僻的村庄。在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现代社会中稀缺的碧水青山，与礼崩乐坏的人文环境，极为不符。
追溯村史，祖上一位丧夫的老奶奶用篮子挑着几个幼儿，从山东出发的闯关东中途，路过这一片肥沃黑土，犁地开荒，停留生活。孩子长大后，逐渐形成了村落。
在村内，从一个个至亲，又衍生为多个家族，从祖上追溯都是亲属友朋。祖上起于一枝，本应相亲相爱，而结果却相害相残，在言传身教之下，子辈们也加入其中，斗争更甚。根据村里年长者的回忆，从建村起，到民风蜕变前，一直是民风淳朴、宗族礼教井然，族人也始终被认为是周边乡镇中最传统、憨厚善良的一批农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为村里自愿修路搭桥这样的乐善好施行为不胜枚举。
然而，近十多年来，风气每况愈下，几代祖先努力营建的乡村秩序毁于一旦，利益崇拜，砍树刨根，贪利图逸，不思进取，宗族约束力完全凋零，传统礼教全线崩裂。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病态极端。
几年来，我始终思考着“缘何至此”这个问题，可惜，至今不能得出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况且问题的原因也极为多元和复杂。现在，唯一能做的，以“零度情感”略记一二。
原标题：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