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锋生活照。A12-A13版图片由家属提供
新丰县医院出具的一份死亡记录显示，雷文锋死亡原因为“消化道肿瘤？”和“伤寒沙门菌感染并休克”。
2016年8月24日，东莞市救助站与警方交接时，当场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并补填到交接表上。
2016年8月8日走失。
12月3日死亡。
12月14日被父亲找到。
到今年3月19日，雷文锋已去世3个月零16天。
他的父亲雷洪建说，雷文锋15岁，患有自闭症。
这位父亲没有想到，儿子从深圳的住所走失后，会一路向北，离开深圳，经过东莞，抵达韶关；他将要和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人打交道，他们来自于医院、派出所、救助站、托养中心……
他更没有想到，儿子此刻走上的路，是一条通往死亡之路。
他没忘给父亲关上门
时间回到2016年8月8日早晨6点，雷洪建醒了。他习惯性朝儿子的方向看过去，床是空的。
雷洪建不知道雷文锋什么时间走出的屋门。儿子出门的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什么声响，以至于在另一张床上熟睡的他毫无察觉。
雷洪建在深圳市龙华新区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三年前的春天，雷文锋随父亲来深圳，住在同一间宿舍。
宿舍楼下的监控录像显示，凌晨4点06分，雷文锋的身影出现在楼门口，并径直朝园区大门的方向走去，雷洪建认得儿子当时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短袖衫，一条黑色短裤。
雷洪建说，雷文锋患有自闭症，智力发育迟缓，虽然已经15岁，但仍不会简单的加减法。他能记得自己和母亲的名字，但记不住电话号码，普通话说不清楚，只能表达简单的字句。
父子同住的日子里，雷文锋没有单独出过门，周末和父亲一起出去玩，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深圳市内。
第一天的寻找，没有收获。雷洪建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在手机朋友圈发布了寻亲启事。并在观澜派出所报警。
第二天下午3点多，m338路公交车司机联系了雷洪建，说当天下午在公交车上见到过孩子，但他并未注意孩子在哪里下车。
调取车上的监控录像，发现雷文锋在清湖地铁接驳站下车了。这里距离他们的住处大约12公里。
雷洪建赶到清湖地铁站，有保安称见到孩子经过。由于清湖派出所的监控录像损坏，雷洪建求助附近其他监控，几番波折，看到孩子上了地铁4号线，驶往福田口岸方向。
他也上了4号线，每一站都下车询问，终于在福田口岸站，有保安说一个多小时前见到过雷文锋。当时孩子紧跟在别人后面出闸口，没能成功，就转身往站内走了。
线索就此中断。
雷洪建很懊悔，如果在清湖站少耽误点时间，早一个小时到福田口岸，没准就能遇到孩子。
他还懊悔，是不是孩子走失的头一天，他们玩得太兴奋，孩子精神受的刺激太大了。那天他带着孩子去大润发超市和龙华公园，吃了比萨，还吃了孩子最喜欢的榴莲。雷文锋显得很开心，直到睡前，还和雷洪建说，爸爸，下次还去。这几乎是这位自闭症少年所能表达出的最复杂的字句。
雷洪建的妻子在湖南衡阳老家带着雷文锋的两个妹妹，最小的女孩儿刚满一岁，雷洪建只能把儿子带在身边，平时他去上班，儿子就在厂里办公室看电视，下班后，他在宿舍里给儿子煮饭，雷文锋最喜欢吃父亲做的烧肉，每逢周末，他都带着儿子出去游玩。
在雷洪建工友的印象中，雷文锋是个胆小、安静的孩子，从不单独出门，也不和陌生人说话。雷洪建偶尔鼓励他下楼买包盐，他也不敢去。然而这天，他一个人走了，但他没忘给父亲关上门。
从深圳到东莞
雷文锋下一次被发现是在7天后，人已经到了东莞。
一份《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显示，2016年8月15日上午8点10分，雷文锋晕倒在东莞万江汽车客运总站的肯德基门口，路人打电话报了警。
没人知道雷文锋怎么从深圳到的东莞。这里距离他上一次被发现的福田口岸有83公里，若步行需要不休不眠约23个小时。
出警的是万江分局车站派出所民警单福华。2月17日，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记得当天下着毛毛雨，雷文锋躺在肯德基门口，身上的衣服很脏，手臂有些擦伤，神情显得不正常。他问任何信息对方都无反应。
他把雷文锋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住院治疗了一周。这期间，医生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并打电话告知了单福华。
万江分局指挥中心王熙胜警官说，警方并未查到雷文锋的户籍信息，也未联系到雷文锋的家人。他解释，全国重名的人太多了，仅凭一个名字查询信息量太少。
8月24日，雷文锋被车站派出所移交到东莞市救助站，交接表上的名字写的是“无名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情况”一栏选的是“查无此人”，经办民警依然是单福华。
单福华说，那天自己调休，实际上是一位陈姓同事去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办人写的自己的名字，至于“无名氏”可能是因为陈警官“不太了解情况”，而“查无此人”是不能确认身份的意思。
然而，交接表上显示，交接时雷文锋不仅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准确名字。东莞救助站方面称，这些都是当着民警的面问出的，把这些信息补填到了交接表上。
对于在雷文锋报出自己和母亲的准确名字后，警方是否又进行了信息查询，王熙胜和单福华未给予正面回应。
单福华给陈姓警官打了电话，对方回忆，送去时，雷文锋“看起来身上没什么问题”。
然而，在雷文锋入站的第二天，东莞市救助站再次把雷文锋送到了医院。
东莞市东城医院的诊疗记录上写道，患者因“左足底反复溃烂，渗出半月余”入院，左足底见三处溃疡面，伤口内见大量脓性分泌物，局部充血、水肿，部分皮肤坏死。
雷文锋住院8天，接受了“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治疗。9月2日的出院记录上写道，“患者一般情况好，左足肿胀基本消退，伤口愈合良好”。住院医师赖建中告诉新京报记者，医院的临床出院标准并不等同于“全好了”，只能代表病情稳定，不代表就“能跑能跳了”。
他在出院医嘱中提到，患者需全休2周，禁左足剧烈活动，每周骨科门诊复诊2次。
赖建中说，他不记得后来雷文锋找他复诊过。
他变成了“25岁”
出院后，雷文锋回到了东莞市救助站，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半月。
位于松山湖大道的东莞救助站受助人员生活区，分为男区、女区和儿保区，每个区域有约5个房间，每间面积约70平方米，内有12张单人床和一个卫生间。三个区域呈扇形围绕在一片设有篮球架的自由活动区周围。
救助站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回忆，雷文锋性格安静，没有过狂躁的表现，也没和其他受助者发生过冲突。他能自己吃饭和上厕所，但不和其他人说话。在男区，他有一张自己的单人床，救助站发放了被褥和洗漱用品。
救助站方透露，在雷文锋入站的当天，东莞市救助站将一则《寻亲启事》发给东莞电视台，内有雷文锋的名字、照片和被发现地点。这是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中的规定，“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其入站后24小时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发布寻亲公告，公布受助人员照片等基本信息”。
对于为何通过东莞电视台而不是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更广传播范围的渠道发布，东莞市救助站卢健斌站长的解释是，“借助以往成功经验，电视台发布成功率比较高”。他认为，只要选择任意一种方式就算是符合《意见》的规定。
东莞电视台在8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播放了这则寻亲启事，每次播放时间约为30秒。
与此同时，身在深圳的雷洪建和亲友们每天都刷新全国救助寻亲网，期待能有雷文锋的消息。
雷洪建说，他无心看电视，而且园区的电视也根本收不到东莞台。他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如果东莞救助站能在全国寻亲救助网上发布信息，说不定他早就找到孩子了。
卢健斌解释，他们向全国救助寻亲网上发布是“批量操作”，“有人手了就登，”由于“数据比较多”，要按先后顺序来。
截至发稿，全国救助寻亲网上没有雷文锋的信息。
上述《意见》还规定，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站）应在其入站后7个工作日内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
卢健斌站长说，雷文锋在送来之前，公安机关已经采集过DNA。这个说法得到了王熙胜和单福华的证实。王熙胜说在雷文锋出院后，送至救助站前，已采集血样并送到市局。
雷洪建在寻子之初也已在深圳观澜派出所采集了血样，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比对结果。
王熙胜说，即使父子双方都采集了血样，以现在的科技水平，也不能确保100%能比对上，“是个技术问题”。
另一件让雷洪建耿耿于怀的事情是，在雷文锋入站登记的《求助人员救助申请表》上，他的出生日期被填为1991年，这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9岁。卢健斌说，雷文锋被送来时晒得很黑，个子有将近一米七，还蓄着小胡子，样子看起来“很成熟”。工作人员问不到确切信息，就进行了大致的估算。
这个大致的估算让雷文锋失掉了“未成年人”的身份，也导致了他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
《意见》规定，“对于暂时无法查明家庭情况的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过提供站内照料、委托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等方式，为其提供符合身心、年龄等特点的生活照料、康复训练等服务，不得将其托养至养老院、敬老院等成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但被认为已经25岁的雷文锋显然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卢健斌说，由于“长期滞留人员比较多”，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部分受助者转移给社会福利机构。
2016年10月19日，雷文锋被送往韶关市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在练溪托养中心
新丰县位于广东省北部，距东莞救助站178公里，乘车至此需两个半小时。
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上行，练溪托养中心就在道路尽头，高墙大院，铁门紧锁。
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7月，练溪托养中心中标了东莞市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服务时间为两年。
上述资料显示，练溪托养中心在三家竞标单位中报价最低。
自称练溪托养中心“工作顾问”的李伟理不肯透露每个受助人员的具体生活费用，但根据公开招标文件中的最高限价，东莞救助站支付给托养中心的费用应不超过每人每月1066元。
李伟理说，雷文锋进入练溪托养中心的第三天，去新丰县人民医院做了例行体检，检查是否有肺结核、肝炎、艾滋病、性病等传染病，检查并无异常。
李伟理回忆，雷文锋来时，身体看起来有些虚弱，不过例行脱衣检查时未发现外伤。
在他的印象中，雷文锋是个安静的人，虽然智力有问题，但平时不吵不闹，没有过暴躁表现。
入住一个多月后，11月24日，雷文锋再次被送往新丰县人民医院。李伟理说，工作人员每日巡查时发现，雷文锋进食很少，一碗米饭只能吃三分之一，而且吃得越来越少，到了11月二十几号就彻底不吃饭了。
而在雷洪建的记忆里，雷文锋平时饭量很不错，白米饭能吃两碗，还喜欢吃肉，1米68的个头，体重将近130斤。
雷洪建提供的雷文锋失踪前的生活照片显示，雷文锋胳膊圆滚滚的，还能看到小肚腩。
新丰县人民医院医生李镇川是雷文锋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他记得雷文锋入院时腹泻得厉害，非常消瘦，瘦到护士输液要花十几分钟才能把针扎进血管里，患者因此会表现烦躁，把输液管扯掉。
李镇川在病历中记载，患者入院时“胃纳差”，同时还有双下肢乏力、精神疲倦、站立不稳等表现。
一份新丰县人民医院微生物检验报告单显示，雷文锋住院第二天，查血查出感染了伤寒。
国家卫计委医学科普平台的资料介绍，伤寒是一种通常起源于食物或饮用水遭到污染的传染病，潜伏期约为10天。
李镇川说，这种病现在已不常见，患者应该是“之前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练溪托养中心拒绝向记者提供雷文锋此前的饮食记录。
雷文锋的检查报告单显示，他的住院床号为内一科89号床，但记者转遍住院部内科楼层，并未发现89号床，床位编号最大只到84号。
相关知情人透露，练溪托养中心在新丰县人民医院长期包了两个病房，里面住的全是托养中心送去的病人。
2月18日，记者找到了位于走廊尽头的这两间专属病房。在新丰县医院，内科其他病房每间放置3张床，而这两间病房每间则放置6张病床，男女混住，房间内环境杂乱昏暗。
记者注意到，两间病房一间住了3个病人，另一间则住了4人，病人身形消瘦，眼神涣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一位戴口罩的中年男子自称保安，称这两间病房24小时有人值守。
医院方面称，这两间病房的病人，平时由托养中心派来的一位女护工负责看护。
李镇川说，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量很大，夜间工作量更大，不可能方方面面照顾那么周全，其他病人都有家属照顾，而且有不舒服的状况自己知道表达，但托养中心送来的病人很多不会表达。
他有一次查房时发现雷文锋不知何时已经把输液管扯掉了，“血流了一毯子”。
雷文锋死了
2016年12月3日，住院的第9天，雷文锋被医院宣告死亡。此时距离雷文锋的16岁生日，还有8天。
李镇川说，入院后，雷文锋身体每况愈下。开始大便出血，用了止血药效果也不明显。12月3日晚上7点50分，突然出现心跳缓慢下降，呼吸减弱，血氧、血压低等症状，抢救至晚上8点25分，宣告不治。
医院出具的一份死亡记录显示，雷文锋死亡原因为“消化道肿瘤？”和“伤寒沙门菌感染并休克”。
李镇川说，“消化道肿瘤”打个问号，只是怀疑，他们县级医院不具备确诊条件，需要取部分组织送到广州的医院才能确认。但他确定的死因是伤寒导致的休克。
一位三甲医院医生告诉记者，伤寒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肠穿孔肠出血，简单地说就是肠子烂了出血，造成全身感染性休克，雷文锋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雷文锋死后第9天，雷洪建辗转通过一位朋友托人从救助站内部系统中查到，雷文锋的名字登记在东莞救助站。雷洪建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是有这个人，但是人已经不在世了。
去年12月14日，雷洪建赶到了新丰县。
雷洪建告诉记者，在新丰殡仪馆，有练溪托养中心一次性送来的三具尸体，让他去认领。
雷洪建见到了三具冷冻的尸体，最初他并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他记忆中的雷文锋还是那个敦实的小胖子，但他见到的尸体，全都“瘦得不成样子”。
他从停尸房走出去，说没有自己的孩子，练溪托养中心工作人员拿出登记资料来看，说是有雷文锋的名字。
雷洪建又走进去，他检视着每一具尸体的手指。头一年冬天，雷文锋随父亲去厂里，不小心碰倒了废旧机器，左手食指被压断，治疗后恢复得不好，样子有些畸形，而且再没有长出指甲。
他看到了那根畸形的手指。
两份死亡记录
去年12月，练溪托养中心给了雷洪建一份新丰县人民医院开具的死亡记录，上面雷文锋的死亡原因是“消化道肿瘤？”。但他找到新丰县人民医院后，医院给他开了一份新的死亡记录，死因多了一项“伤寒沙门菌感染并休克”。
他说，李镇川医生当时明确告诉他雷文锋感染了伤寒。雷洪建怀疑练溪托养中心想隐瞒儿子得了传染病的事实。
事发两月后，今年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站刊发《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一托养人员死亡》的消息。该消息提及雷文锋的死因，仍称雷文锋因疑似消化道肿瘤治疗无效在新丰县人民医院死亡。
新丰县委宣传部温姓工作人员表示，县里近期又组织了调查，确定雷文锋的死因是伤寒沙门菌感染并休克。
新丰县卫计局工委书记周辉解释，之所以会出现两份死亡记录，是因为去年12月3日参与抢救的医生并不是雷文锋的主管医生李镇川，不了解病人之前的情况。而主管医生李镇川没有及时上传雷文锋的伤寒检查结果，导致雷文锋死亡后，参与抢救的医生开具死亡记录时，没能把伤寒写进去。但是后来上传了全部检查结果，开具的第二份死亡记录就有伤寒了。
为何今年2月17日政府官网发布的消息仍然只提到“疑似消化道肿瘤”，周辉表示不知情。
记者询问雷文锋所患伤寒是否是在练溪托养中心内传染的。周辉犹豫了一下，说“有可能”。
至于当天另外两人的死因，周辉说，一人是严重肺炎，另一个人“好像是什么肿瘤”。
雷洪建告诉记者，在新丰殡仪馆时，一位身材微胖的火化工看他很难过，就过来劝他，说练溪托养中心一年送到这儿的尸体很多，能找来的家属也就两三个，你“已经算对得起孩子了”。
今年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站《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一托养人员死亡》的消息称，“该托养中心并不存在今年还有多人死亡的情况。”
在新丰时，雷洪建觉得儿子死得不明不白，想做尸检。但有亲戚劝阻，说孩子这些年过得不容易，死了以后还要动刀子，算了吧。
雷洪建最终决定，放弃尸检，签字火化。
他带着儿子的骨灰回了深圳，把骨灰埋在了郊野的一棵树下。
2月24日，新丰县民政局下发《整改通知》，称近期两次到练溪托养中心检查，发现该中心存在“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从2016年10月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决定对练溪托养中心进行全面整改，对练溪托养中心现有托养人员进行分流安置，由各委托托养单位于3月12日之前接回。
一份练溪托养中心2月25日印发的《委托安置人员分流撤离工作方案》称，将会把中心内733名托养人员分流撤离，与各救助站办理好资料、人员状况的正常交接。
3月10日，记者看到，该中心已人去楼空。
新京报记者王婧祎实习生邓宇晨广东报道
【相关评论】
被救助人员何以在托养中心高频死亡
据新京报报道，2016年8月8日清晨，深圳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悄然离开了家门。之后，他一路向北，走出深圳、经过东莞，辗转被相关部门送到韶关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45天后，他在新丰县人民医院死亡，死因为伤寒。
离家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少年，等到父子再次见面的时候，雷文锋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的尸体。父亲雷洪建在第一次认尸的时候，竟没认出眼前这具瘦得不成样子的尸体，是自己的儿子。
在伤寒已经近乎绝迹的当下，雷文锋居然在21世纪的托养中心得了狄更斯笔下19世纪福利院、孤儿院里的常见病；而他在这里的生活环境，也像极了《雾都孤儿》奥利弗在孤儿院里的生活——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厕所没有冲水系统，臭气熏天……这不是被救助的地方，而是夺人性命之地。
根据当地殡仪馆的记录，今年的前49天由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有20人，新京报记者已核查到其中15人的死亡证明或公开登报的“寻死者亲友启事”。另据广东某地方救助站相关知情人提供的数据，该站从2011年起共向练溪托养中心送去200余人托养，截至此次接回，6年内死亡近百人。对此，新京报记者统计该地主要报纸，该救助站为练溪托养人员死后登报，2014年人数为22人。这仅是一家救助站的死亡数据，若加上其他救助站在此托养中心的数字，恐怕令人“细思恐极”。如此高的死亡数据，不禁令人发问，这是救助还是“送死”？
每个被救助人员，国家都有规定的补贴，只要托养中心工作人员按照标准照顾、护理他们，他们又何至于死在这里？而如此高的死亡率背后，不是没有原因的。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托养中心的财政大权曾经掌握在新丰县民政局一位主要领导的侄子手中；另据知情人爆料，从2015年开始，这家托养中心每年盈利就达到一两百万；此外，此中心存在未按期参加年检、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显然，托养中心高死亡数据背后，很可能有权力的魅影在作怪，还可能有丧尽天良之人将社会福利、社会托养，当成了赚钱的借口与工具。
这是人性之殇。
这背后，到底有多少雷文锋死在这个托养中心、为何死在这里，值得追查；而那些对雷文锋们未尽到守护、安置、救助之责者，同样也要受到追责。这其中，若有人已经涉嫌触犯法律，必要受到应有的制裁，不能让这些可怜之人死得不明不白。
监管缺位、与社会封闭隔绝的托养中心，成了阳光照不进的灰色地带。在这里，可以勾兑权力；在这里，可以无视法律；在这里，可以饥饿虐待；在这里，更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14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从名称的改变和立法精神可以看出，对于流浪乞讨人员，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救助。本应提供救助与服务，让暂时离家人员感受到社会关爱的托养中心，却爆出丑闻，一些地方民政救助的不尽责、监管不透明与腐败问题，必须依法调查追责。
原标题：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之路
